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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晓红:面对临终,我们有选择

发布时间:2021-07-22 17:37:27来源:管理员 阅读:

    当我们谈论临终这个话题的时候,是不是会觉得有些害怕?
    日前,在“格致论道讲坛”上,北京协和医院安宁缓和医疗组组长宁晓红分享了她从医20多年来,关于临终和死亡的一些思考。她呼吁,要正确认识死亡并有所准备,医务人员要关注病人的临终质量,帮助他们平静安详地走到生命的终点。
    宁晓红:1998年毕业于原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并获得博士学位。现为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医师,北京协和医院安宁缓和医疗组组长。
1 医生的痛苦
    我是从1998年开始做医生的,至今已有23年。我做医生的过程不容易,经历了很多痛苦。
    这个痛苦是什么?不是工作的辛苦、身体的劳累,而是我遇到了很多我不能解决的问题。我常会问自己:作为一名医生,我能怎么办?我能做一个好医生吗?
    在我做住院医生的前一两年,我遇到过这样一个病人:他20多岁得了淋巴瘤,经过很多的治疗,已经不能再治疗了,即将走到生命的终点。那一天我值班,他处于濒死状态,呼吸困难,喘不过气,需要给他加氧气。当病人面临死亡时,需要高年资的医生来诊断。当时我是最年轻的,我的任务就是扶着他的氧气面罩。
    他每呼一口气,都会有很多小血点喷到氧气面罩上。当时,我并不害怕,就扶着那个面罩一直到他去世。我没有跟他说过话,也不知道他家人在哪里,他们是什么感受。现在回头看当时的自己,我觉得自己做得很不好。
    后来,我完成了6年的内科轮转,进入我的第一个专科:肿瘤内科。在肿瘤内科工作的12年间,我虽有成就感,但却受到很大煎熬,很多事让我深感无能为力。
    给病人的化疗方案一个接着一个,一个方案没有效果就换第二个,再没有效果就换第三个。病人和家属常会问我:“宁大夫,现在真的没有方案了吗?”我还有多少个方案可以换呢?
    其实,我应该跟他们说:“真的没有方案了。”可是我却感觉说不出口,因为这并不是他们想听到的。所以我会说:“你稍等,我们再研究研究,过几天就有方案了。”那时,我非常难过,因为我帮不了他们。这种无助的感觉,侵蚀着我的内心。
    医生这个职业,耗竭感特别明显。其实,不光是我经历过这些痛苦,我的同事们也经历过,或者正在经历。
    前不久,有一个年轻的、工作仅两年的住院医生跟我分享了一件事情:
    今天,他抢救了一个42岁的肿瘤晚期病人。家属早就表明态度,无论如何都要抢救,哪怕是让她多活一秒。所以当病人突然没有呼吸的时候,医生们就给她按压、电击、插管,最后她心跳恢复了,但是却没有神志,不能交流,只能躺在那儿。
    然而,当病人家属看到这种情况以后,却说:“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,我没有想到这么痛苦,我们不希望她这么痛苦地离世,请把这些仪器都拿下来。”当这些仪器拿下来后,病人开始抽搐。他作为医生束手无策地站在那儿,不知道怎么办。病人就这样持续抽搐了几个小时,最后离世了。
    这名年轻的医生说:“今天我真的受到了严重的心理创伤。”
    我特别希望有一个方法,能够帮助我们医生来面对死亡的痛苦。我通过学习,不断地去找寻。我读到了一本叫作《生命的肖像》的书,书中集纳了一些病人的照片和他们的临终故事。作者在征得这些病人的同意后,把他们临终前的照片以及死后的照片都拍下来,放在一起。
    在这本书中,我看到一张照片,病人去世时的表情是非常平静、安详的。或许死亡可能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可怕,并不都是血淋淋的、狰狞的。死亡是不是有好坏之分呢?怎么样能实现平静安详地离去?
2 善终的样子
    一个协和医院退休的职工,长年患有慢性肺病,最终走到了生命的终点。他早早就跟他的老伴说:“如果我到了不能自己喘气的时候,不要给我插管上机器,我不要遭那个罪。我在医院工作这么多年,见多了,我不要这些。”
    但是当他真的到了那一天,二氧化碳分压很高,氧分压很低,开始呼吸衰竭的时候,医生问:“你们插不插管?”他的老伴说:“插!我舍不得他。”于是,他就被插了管子,这一插就是几年。当他神志清醒的时候,经常想要拔掉那个管子,所以他的手就被绑起来了。
    让患者如此痛苦,是不是医生该做的?
    一位叫洛红的漂亮女士,跟肿瘤斗争了4年多后,走到了生命的终点。有一段时间,她因为气胸在我们科室住了一个月的院,之后她出院回家。
    她告诉女儿:“我不希望死在家里,希望在医院里走,因为那里有医护人员帮我,不会让你们措手不及。”她的最后一个月,是在一家医院里度过的。哪怕在住院期间,她也始终按自己的意愿做事。每天尽量自己上厕所,自己做自己的事情。她把自己走后的衣服、照片、悼词都安排好了。
    她女儿撰写的悼词中有一句:在最后守候和陪伴的这段时光里,我们除了万般不舍,也感到了欣慰与平静。不论是谁离世,家人都会不舍,但是能感到欣慰与平静的,真的是非常少。
    这就是善终的样子,这就是我们的目标。让患者活好,最后走好,达到善终,我们到底应该做些什么呢?
    我们可以为自己和家人的善终做准备。在生命的里程中,我们可能对少年、青年、中年考虑得比较多,却对老年考虑得比较少。现在中国的老龄化特征已经非常明显了,老年人越来越多。当身边的亲人走向衰老,甚至死亡的时候,我们该怎么办?应该积极讨论,而不是回避。
    有一个朋友给我发微信:“我妈妈80岁,她营养不良,突然间就呼吸衰竭了。大夫一查,满肺都是感染,有可能是真菌感染。我该怎么办?”这件事情对她来说,太突然了。
    所以我想,积极讨论死亡是我们第一步要做的。除了讨论之外,我们还要了解一些对我们有用的知识。如果你得了肿瘤,生命会怎样结束?如果你是心肺功能衰竭,生命会怎样结束?如果是慢性肺病、慢性心脏病等等,你将会如何死亡?死亡是不一样的,每个人的离世都不同。
    以肿瘤为例,很多肿瘤病人在初期并没有症状。经过一段时间,就会进入一个突然变坏的时期,几个月时间里突然变差,然后走向了生命的终点。这是疾病发展的规律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对疾病有所了解,对生命轨迹有所了解。
    如果是慢性肺病,就像前面我提到的被插管的老先生,他就是一次次的呼吸衰竭、肺部感染,又经抗生素治疗好转了,但是也不能治愈。终于有一次他缓不过来,走了。这就是慢性疾病的轨迹。
    尽管我们不必为自己如何走向终点而感到焦虑,因为这是天命,但是一旦被诊断了某种病,我们要做到心里有数。
    有人说:“我希望是‘嘎嘣’一下就死了”。我也想这样,但是这个比例大概在20%以内,10个人里面不会超过2个。这样的死亡,真的好吗?也未见得。因为会给家人带来痛苦。
    我们要有所准备,真的面对死亡时,就有选择的可能。就像那位被插管的老先生,如果家人尊重了他的选择,他可能就不会有插管数年的经历。如何把这个选择落实?就要靠生前预嘱。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早在2006年就成立了,但很多公众还没有加入进来。
3 录像里的病人
    到病人离世的那一天,医生可能会问家属:“他是怎么想的呀?”如果病人曾经说过,我们就很好决策。如果家人说:“他什么都没说过。”大家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所以,表达自己的愿望对每个人都很重要。医务人员也要特别清楚它的重要意义。
    有人可能会奇怪:“医生连这个都不知道吗?医生不是救死扶伤的吗?”没错,作为医生,或许我们只是学了救活,却没学过如何对待死亡。在我看来,当生命走向终点,病人能得到恰当治疗的,真的不太多。目前很多病人面临治疗过度,也有很多病人面临治疗不足。
    治疗过度就是做了一些没有用的治疗。例如,这个病人已经快要离世了,还在给他做化疗,甚至还要企图做手术。这样做可能只是在增加他的痛苦。
    治疗不足又是指什么呢?给大家分享几个案例。
    一位肿瘤晚期病人临终前,躺在医院里,医护人员在他身边竭尽全力地帮助他,他仍然非常痛苦。很多人都问,那怎么办?该用的药都用了。病人说自己睡不着觉,不想吃饭。人的基本需求——吃喝拉撒睡,他都做不到了。很多临终病人,都处于这种特别痛苦的状态:尊严没有了,什么都没有了。
    在我帮助他控制症状之后,他女儿让他对我表示感谢,但他已经没有能力做这些了,不是他没有礼貌。
    我帮助过的另一个老人,在2021年3月25日离世了。此前他右耳后做了一个手术,手术伤口还没有长上,肿瘤就复发了,而且以飞快地速度生长,每天都不一样。最后,肿瘤开始破溃,可是没有地方收治他,老人也不想去医院,他的儿子就只能在家里给他换药。
    当到我这儿求助的时候,这位老人已经疼得不行,伤口还在出血。怎么办?其实,看了他当时的肿瘤照片,我都害怕。他不仅睡不着觉,甚至慢慢地连吞咽都做不到。肿瘤正在逐渐侵犯到他的咽喉部。
    上面那两个病情特别严重的病人,是他们的家人拿着录像来找我求助的,我见到的是录像里的病人。我认为帮助这样的病人,比“救死”更加伟大,更加不容易。
    很多医生会用“我治不了”这样的理由,把患者和家属直接“劝退”,我觉得不应该这样,我们应该学习一些技能,去帮助这些临终的病人。
    曾经我在做医生的时候,无论在哪个科,可能更多的就是在考虑病人的各种指标变化。比如,钾上来了吗?白蛋白上来了吗?白细胞下去了吗?对病人的身体、心理等各个层面的痛苦,可能关注得真是不够。有人可能说“我没时间”,我觉得更多的是没能力,没有意识。
    对于什么样的病人,我们就应该给予什么样的帮助。我们要特别清楚:对病人来说,就是止好疼,止好血,吃好饭。如果做到了这些,病人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,看上去很痛苦,他和家人还是能保持平静的。病人可以从容地和他的朋友告别,和家人告别。
    我想,在这样的病人身上,更能体现“帮助终末期病人过好最后一段——善终的过程”。只有这样,我们医务人员做的工作才更有意义。
4 想要的方式
    我遇到过一位62岁的先生,他剩下的时间很短了,按我们的经验去计算,可能要以“周”计算。他老伴说:“我们没有告诉他得了什么病,他以为他做了根治手术,现在没事儿了,只不过是指标稍微高一点儿。”他常会说:“等我好了,我得干什么什么去”或者“你去帮我问问医生,怎么才能让我的肚子不那么胀,我得赶紧好起来呀。”
    我不知道大家听了这些以后会有什么感觉。他只剩几个礼拜的时间,他到底还有没有时间去做一些更重要的事情?他的愿望是什么?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处理好?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,因为没有人告诉他实情,这就是我们临床上经常看到的、让人心痛的情形。
    还有一位73岁的老人,时间也不多了。他跟他女儿说:“我今年什么时候死啊?”他女儿说:“我哪知道啊,您5月的时候差点就不行了,后来又缓过来了,说明您有福报,得多活一阵儿。”
    老人说:“你把我小时候喜欢吃的,北京所有小吃都给我买来,我都尝一遍。”大家可以脑补一下这个情景,这位老人和他女儿是什么状态?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向终点,他知道他想要什么,他内心是比较平静的。
    一天我在出门诊,一个老太太从急诊被推过来,80岁,消化道出血。急诊医生为她止了血后说:“你去看门诊吧。”当时我看了她的病史,感觉她很有可能患有胃癌。我就跟老太太说:“老人家你这次出血,可能是肚子里有毛病,我们得继续查,有可能要给你开刀做手术啊。”
    她回答说:“我才不做手术呢,我都这么大岁数了。”这就是她最朴实的意愿。她的家人都来自农村,当时的表情也是一脸释然。这就是我们在门诊中,在有限的时间、空间里,做到了告知和共同决策。
    还有一位老奶奶84岁,住在养老院,肺癌治疗了3年多,她每次来找我就是聊天儿。陪伴她来的人,每次都会说:“宁大夫,老太太找你唠嗑来了。”轮椅一推,我们俩聊个20分钟,聊什么呢?她其实没有疼痛,没有痛苦,也没牵挂。
    她跟我说:“养老院的饭不好吃,我想换一个养老院。”我说:“那你就换呗。”她说:“我钱不够。”后来我说:“那你问问儿子?”有一天,她非常高兴地来告诉我:“我儿子给我打电话了,说让我挑养老院,不用操心钱,他来付钱。”后来,老太太是在临终前一周,才出现了痛苦的症状——肺部感染和呼吸衰竭,最后在我们医院急诊去世。
    缓和医疗是我帮助病人善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,也是现在我们发展得还非常欠缺的一个学科。很多人对缓和医疗是有误解的,认为这就是放弃治疗,就是不给病人希望。其实,这些都是不对的。简单地说,缓和医疗是为病人在自然寿命里减轻痛苦,让他们安然离世。
    我手机微信里有很多接受了缓和医疗服务的病人家属给我的反馈,其中有很多都是:非常感谢你,给我们的帮助真是太大了。虽然我没把这些病人救活,但是这种感谢却让我感觉更加真挚。
    还有的人表示:“我要去你们的志愿团队做志愿者。”这些都给我力量。从我上医科大学的时候,我就知道:我们要帮病人治疗疾病,让他们好好地活。现在我的感受是:我要去帮一个痛苦的病人平和地离世,这个过程中我获得的成就感比把一个病人治好更大。很多病人家属在病人离世之后,仍然给我们送来锦旗。
    希望大家听完我说的这些话后,除了感动,还能够向周边的亲戚朋友,还有更多有需要的人去介绍缓和医疗。面对重病,面对临终,我们有选择,而且选项不是唯一的。我们可以找人帮忙,可以表达自己的意愿,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离开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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